卢维第一次见到方维琛，是在新兵训练结束后的那场篝火晚会上。

那个夜晚在卢维记忆中分外明亮：篝火在风雪里噼啪作响，人群喧闹，烤肉的油脂香与烈酒的气味在寒风中弥漫，一切都是不同于联邦的另一个国家的风味。

年轻的方维琛留着利落的短发，眼角微挑，爽朗明亮的嗓音穿透异国严冬的夜晚，落到卢维耳边。

于是卢维抬头望去，正好瞧见她踩在椅子上和老兵拼酒，笑得眉眼弯弯，大大方方地从贴身军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塑封照片，向周围起哄的战友展示她在老家的未婚夫。

当时卢维还没有因为作战受伤而换上高端的仿生眼球，天然眼球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功能，但卢维天生视力极好，轻而易举地看清了上面的内容。照片上，方维琛身边的男孩斯文俊秀，两人靠在一起，笑得青涩而甜蜜。

角落阴影里的卢维低下了头，默不作声地咽下了杯子里的酒，将那泊因偶然掠过的风而微澜的湖泊，重新锁在心底最深处。

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漫长难捱的训练逐渐变得习惯。一起训练的战士们分去了不同的岗位，再后来，有的人还在，有的人离开了。卢维和方维琛渐渐成了朋友，卢维没有走，方维琛也是。卢维变得更加沉默，方维琛也是，但她脸上的笑容一如既往的明亮。她对卢维说，这是她从小到大的理想，她不会轻言放弃，会一直当个军人，绝不食言。

卢维相信她的话，因为方维琛是那么优秀、积极、勇敢，配得上全世界最美好的词汇，和最美好的生活。

然后，在某一天深夜，这种美好被彻底撕碎了。

那是一个暴风雪夜，某位年轻的高层军官——方维琛的同门师兄，一直照顾她的前辈，在酒局结束后，将应付完应酬、带着微醺的方维琛堵在了车里。

事发后的第二天清晨，满身是伤的方维琛甚至没去医务室包扎，就直接将带血的取证报告与控告信拍在了基地最高长官的办公桌上。

她要求立案，要求军事法庭公开审理。

她有证据，不怕事情曝光后的议论，也不想息事宁人，可她并没有得到希望的正义。长官劝她顾全大局，施害者仅仅被不痛不痒地调往别的驻地，方维琛却逐渐无法再撑下去。

她的事情被媒体曝光，案件本身却没有因为舆论的关注有任何好转。有人自称是方维琛的同学，说她从小就和男同学来往甚密、缺乏距离感，不喜欢和女孩子玩；也有人替她惋惜，说这么优秀的女孩子却遭遇了这种事。

方维琛不在乎这些，她谈过恋爱，在乎的根本不是所谓的贞洁，她的身体并不孱弱，她是个军人。她确实害怕过、受了惊，但她第二天一早就能亲自去军事法庭报案。她在乎的是更深重的东西，可那些东西已经和她的信仰、理想一起崩塌，再也回不来了。

她曾在深夜的巡逻哨位上抓着卢维的肩膀，痛苦地哭着说活着好累，卢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，只能沉默地陪着她，像一棵只能伫立的树。

中间的部分是模糊的，连映能看到的记忆碎片里没有卢维自己的画面，好似她自己的人生没有任何值得记忆的时刻。再次清晰的记忆片段，是方维琛放弃了理想，办理因病休养离开了驻地。她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应激和抑郁症，整夜整夜失眠，靠大剂量的药物维持理智，发给卢维的寥寥通讯里，字里行间却全是努力振作的痕迹。

可即便如此，方维琛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。

她报名了士官进修考试，买下了退伍后打算创业的工具书，甚至和未婚夫商量好了转业后的婚期。她从没放弃过活下去，也没有放弃继续上告。

然而，就在她准备向最高防务总署递交第二次联名申诉书的前夜，方维琛被发现死在了出租屋的卫生间里，现场被定性为过量服药导致的自杀。

在卢维残留的意识深处，回荡着她压抑着愤怒的话语：

“她根本不可能自杀！她那天下午还在跟我讨论退伍后的婚房……你们继续深入调查一下好不好？她的死肯定有问题！”

“调查组已经全面核实过了，确实是自杀，毫无疑点。小卢，这两年你表现优秀，进了特殊作战组，也立下过不少功劳，前途无量，别钻牛角尖。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自己的路还要走下去，有些事情……不是你能插手的。不管过程如何，现在的结局是她自己的选择，别再胡思乱想了。

真是自己想多了吗？卢维不知道。军方的报告白纸黑字、滴水不漏，有证据，有事实，和卢维自己所知的事实也都能对上，确实挑不出任何破绽。

她唯一清楚的是，在这个连大脑移植与躯体义体化都已司空见惯的时代，方维琛的大脑却在死后被高压电流彻底烧成了焦炭。这意味着彻底的死亡，无论以什么形式，那个叫方维琛的女孩都不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，却不是以她从小向往地战士的身份，也不是在战场上，而是在她小小的出租屋里，独自一人离开这个世界。

那是真正的死亡，再也无法挽回。

葬礼那天，卢维见到了方维琛的父母。他们是文雅讲究的夫妻，现在看起来却老了二十岁。他们对卢维说，领导已经找过他们了，道了歉，但也隐晦地表明继续上告没有任何意义，他们年纪大了，折腾不起，最终只能选择认命。他们也劝卢维，好好过自己的生活，不要再为方维琛挂心。他们说阿琛已经解脱了，去了没有痛苦和伤害的地方；只要活着的人心里还记着她，她就不算真正死去。